现在白癜风好治吗 http://m.39.net/pf/a_6644727.html一、吐鲁番学与敦煌学
年，陈寅恪先生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因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就此而言，与敦煌学并列的吐鲁番学，也同样具有新材料新问题的学术特征。正因为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有着诸多的相似性，所以在中国，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的研究者共同组建了一个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而我们也经常把这两门学问合称之为“敦煌吐鲁番学”。
敦煌与吐鲁番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都属于中国西部绿洲以灌溉农业为核心构成的古代社会。在古代丝绸之路发达的时候，它们都属于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共同扮演着沟通文化的角色。敦煌是佛教艺术的宝库，吐鲁番也有柏孜克里克、吐峪沟千佛洞等石窟遗址。所不同的是敦煌的佛教艺术保存较好而吐鲁番的保存较差。这既与佛教兴盛之后的文化环境有关，也与近代西方“探险家”的劫掠有关。设想如果当初勒柯克不是在吐鲁番而是在敦煌大搞壁画切割，那么现在的情形肯定会大不相同。
敦煌首先是因为藏经洞的宝藏闻名于世的。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这个时间于是被当作敦煌学的起始时间。但是，吐鲁番文物的发现，没有一个准确的起始时间。当地的挖宝人在高昌、交河等古代遗址发现古代文物，肯定有一个很久远的历史。但是，一是因为发现是零散的，二是缺乏相关记录，所以无法确定一个起始时间。
不论是敦煌学还是吐鲁番学，虽然现在的研究对象在扩大，但是出土文献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核心环节[2]。正是在这一点上，吐鲁番学与敦煌学相比，呈现出迥异的面貌。敦煌藏经洞应当是原来的佛教寺院三界寺的图书馆，它的存在是人为隐藏的结果。藏经洞的发现，有点类似考古学上发现的窖藏，规模大、品种全，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佛教寺院的图书，自然以佛教经典为主，其他社会文书的保留基本上属于意外。许多公私文书被寺院用其背面来书写佛经或者仅仅是用这些纸片来给佛经写本打补丁，因此文书上所写的文字对于寺院来说没有意义，但这些被无意保存下来的公私文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却非常重大。
与敦煌文献的保存情况不同，在吐鲁番发现的古代文献，几乎都是从寺院遗址的沙土中或墓葬中发掘出来的，所以更加缺乏内在系统性，更无从言及规模与品种。从墓葬出土文献来说，不是所有的墓葬都会出土文献资料，更无法断定什么墓葬会出土多少。现在看来，吐鲁番墓葬出土文献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丧葬文献，如随葬衣物疏、墓志，记录墓主的埋葬物品和生平事迹，是了解当时葬俗和墓主最重要的文字资料。吐鲁番地方没有很好的石料可资利用，所以记录墓主的生平事迹多用特别烧制的砖，学术界也称之为墓砖。衣物疏与墓砖一样，都是在墓主人死后完成的，上面除了写明随葬的衣物名称之外，还会写出反映当时冥世观念的文字，这对于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很有意义。第二类是随葬的文献，现在所知最多的是儒家经典，如《孝经》、《论语》等等。把这些文献随墓主人埋入地下，也体现了一种时代观念。第三类是公私文书，数量最多，就是把这些文书作为纸张而制作成葬具，如墓主人的鞋子、衣装等。因为纸张是一种重要物质材料，在当时的*府管理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一定等到这些文书作废之后才会被用于葬具，其偶然性更强，完整性更差。很多文书都丧失了原本的形态，在葬具制作过程中，被剪作各种式样，因此所载文字也变得七零八落。至于寺院遗址出土的文献，和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内涵略同，大多数是典籍，但典籍有些也是用公私文书的背面所写，因此也保存了部分文书资料。
不论是敦煌文书还是吐鲁番文书，因为多是印刷术之前的产物，所以自然以写本为主。写本文书因此具有手写本的所有特点，简化字、不规范字、草书体，凡此等等都为阅读造成了巨大障碍。利用一件文书研究相关问题，第一道关口是认字问题，这就使得敦煌学和吐鲁番学看上去有一种拒人千里的印象。其实，这也正是敦煌学吐鲁番学的一个魅力所在，这让人真实地领会了学问从认字始的道理，也更让人明白一门综合性学问是怎样的。
所谓手写本问题，吐鲁番文书比敦煌更典型。从整体上比较，敦煌出土的文献，有汉代的汉简，也有最早期的印刷品，而吐鲁番一直没有发现过汉简。按照历史的记载，汉代在吐鲁番的*事*治活动频繁，驻扎在高昌壁的屯垦*队数量也不少，他们也应该使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西州回鹘时期的文书，多为回鹘文所写，至于典籍，则写本之外，还有不少印刷品，年代要较敦煌文献晚，一直延续到元朝初年。如果单从汉文文书一点来看，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与敦煌文书正可以互为补充，因为就整体的文书而言，吐鲁番出土的集中在南北朝和唐前期，而敦煌的集中的唐后期、五代和宋初。
和敦煌藏经洞宝藏一样，吐鲁番学的资料早期也遭到列强瓜分，俄国、德国、英国、日本、芬兰等都有一定的份额，但是因为吐鲁番文献的出土状况决定了瓜分虽然存在，但各国所得都有一定限度。敦煌的情况则不然，英国、法国和俄国三家瓜分的敦煌文献占据了敦煌所发现文献的绝大部分，中国虽然也剩下一部分，但是属于劫后剩余，数量上虽然也不算少，但在学术研究的质量上毕竟不是上乘。更为重要的是，敦煌文献的发现只此一次，不能指望今后再有发现，所以当初的流散状况决定了后来文献的分布格局。要全面研究敦煌文献，依然需要进行国际交流。从敦煌学起步时开始，其基本文献就永久地形成了国际分别占有的局面。无论中国的敦煌研究如何，对于文献保存的这个现状都无法改变。
但是，吐鲁番的文献出土情况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清末民国之初，俄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分别获得一些吐鲁番出土文物和文献。这些资料虽然确有独一无二之处，比如德国揭走的壁画。但在后来的考古进展中，吐鲁番不断出土新的文献，就这方面的总体状况而言，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被发现，而这些新的文献当然属于中国，于是在吐鲁番出土文献方面，中国越来越多地占有优势。原来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多是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个古墓群发现的，日本带走的大谷文书，中国从年到年的十三次发掘，都集中在这两个古墓群中。但是，近年的吐鲁番考古证明，一些新的考古地点也开始出现古代写本文书，木纳尔、巴达木、洋海，这些新的考古地点，预示着吐鲁番考古的广阔前景，也预示着未来吐鲁番出土文书会不断地增长下去。
所以，敦煌学因为暂时不会再有新的文献出现，今后的研究是需要更加深入的问题意识[3]。吐鲁番学呢，不仅要继续深入，而且随时会有面对最新出土文献的问题。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推演开去，当敦煌文献越来越被人熟悉的时候，吐鲁番学却仍然不断地拥有新的资料，仍然能够保持新潮流的特征。一个没有起始时间的吐鲁番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一个没有日落的朝阳学科。对此，一望无际的洋海墓地就是很直观的证明。
二、吐鲁番学的历程
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只是零星进行的。通常都是先有相关文献和资料公布，随后是相关研究跟进。最早进入吐鲁番地区并且带走相关文物的是俄国人。从年开始，罗波洛夫斯基、科兹洛夫和克列门兹，都先后到过吐鲁番并带走吐鲁番出土的文物。克列门兹曾经写过简单的介绍文章，但是俄国的情况一直是收藏的多研究的少[4]。
俄国人的发现，影响了德国。年8月，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成立，领队是格伦威德尔。年，第二次吐鲁番考察，勒柯克为队长。年第三次，年第四次。德国*考察队，都以吐鲁番为名义，但是考察的范围远远超出吐鲁番，涉及整个*塔里木盆地北沿全境[5]。德国吐鲁番考察的收获虽然并非都是吐鲁番地区的产物，但却为吐鲁番名声远播起到了客观推动作用。他们的考察报告和收集品研究，对欧美日本影响深远，但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应当说，吐鲁番文献为德国的东方、中亚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让德国在西域语文研究上、在中亚宗教研究上都长期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德国的吐鲁番考察活动影响到中国，是年的事情。清朝*府立宪改革，派大臣出洋考察宪*，著名收藏家端方到达欧洲，在柏林博物馆看到了出自吐鲁番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十分惊讶，立刻进行了拓印。归国后，这成为收藏界的一件盛事，著名学者纷纷前往观看，并书写感想。吐鲁番受到国内学者注意，此事甚为重要。
也是在年，日本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开始组建西域探险队，到年，他们一共进行了三次西域考察，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在吐鲁番都大有收获。因为他们进行了墓葬挖掘，所以获得了大量文书。这些文书被称作“大谷文书”，现在一共整理出版了三大册（即《大谷文书集成》）。年，日本出版《西域考古图谱》，公布了一部分大谷文书。而在前一年，罗振玉利用正在日本的便利，见到大谷探险队带回日本的吐鲁番文献，出版了《西陲石刻录》，公布了大谷所得吐鲁番墓志和碑刻，运用跋语的方式进行了研究。他还利用这些资料撰写了《高昌麹氏系谱》，对唐朝统一吐鲁番前的当地*权进行了初步研究。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也撰写过有关麹氏高昌和唐西州的论文，利用的也是日本人带走的资料。与此同时，国内的学者也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