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症状主要有哪些 http://pf.39.net/bdfyy/dbfzl/141103/4509120.html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的《旅顺博物馆藏*出土汉文文献》（以下简称《旅博文献》）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批文献被学界誉为“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最后的宝藏’”，从*到日本再到旅顺，历经沧桑，终与世人相见。年12月20日，新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无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敦煌吐鲁番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创造了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的新标的。
百年前，我们无法主导流散文书回流，甚至无权给予统一名称——时至今日，比“敦煌吐鲁番文书”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是“英藏”“法藏”“俄藏”“德藏”“大谷”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简称，“旅博文书”的命名为中国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所有权正名。“旅博文书”总计片的文献残卷，有着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印证了古代丝绸之路，同时阐明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01
从“大谷文书”到“旅博文书”
出土于*的汉文文献，何以入藏旅顺博物馆？这要从上世纪初开始追溯。
自年的八国联*侵华战争，敦煌文献被发现并开始外流，开启了一段陈寅恪所说的“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瑞典斯文赫定、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奥登堡等一批批“探险家”接踵而至，疯狂攫取中国的文物。新兴的东方国家日本也不甘落后。—年，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率队，先后对中国进行了三次“探险”，足迹涉及*、甘肃、云南等地，劫掠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文物，统称为“大谷收集品”。其中，古文书一类称作“大谷文书”，大多出自*吐鲁番地区，少数来自*库车、和田等地的古代遗址、墓葬，还有一些来自敦煌。这是中国文物伤心史的一部分。
像走散的孩童一样，“大谷收集品”在远离故土、运抵日本后几经辗转。第一批文物，分存于日本西本愿寺和当时的帝国京都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年，大部分纸本文书归还了大谷家；其他文物卖给了木村贞造，20年后又转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第二、三批文物，年后存放于神户六甲二乐庄；年，二乐庄卖给*商久原房之助，存放的文物再度分家，一部分于年5月运抵汉城，卖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最终落脚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朝鲜原德寿寺宫石造殿。另一部分，分两批运抵旅顺，先后进入大谷光瑞在旅顺新市街的住所。年11月，大谷光瑞因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将“大谷收集品”卖给当时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所（今旅顺博物馆）。年日本战败，这批变卖的文物以“战利品”的身份被苏联接管，至年新中国成立，才最终留在旅顺博物馆。这其中，包括如今整理出版的“旅博文书”。
从*到日本再到旅顺，这批文献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回流本土，其结局令人欣喜，其过程充满了偶然。近代中国无力改变文书流散的命运，无法主导其回流，甚至无权给予统一名称——时至今日，比“敦煌吐鲁番文书”这一泛指更加清晰的，是“英藏”“法藏”“俄藏”“德藏”“大谷”等以收藏地或攫取者命名的简称。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旅博文书”指代旅顺博物馆所藏文书，从而与日本所存“大谷文书”加以区别，标志着回流本土后的独立身份，为中国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所有权正名，标志着当代中国在国际敦煌吐鲁番学领域占领了新的高地，也是学人走出“伤心史”的坚固阵地。
02
不负国宝，走出“学术伤心史”
“旅博文书”为何时至今日才得以全面公布？
实际上，在《旅博文献》出版之前，“大谷收集品”中的文书整理、研究工作已开展近百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为主导，选择性公布文物图片、目录为主要形式。如，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橘瑞超刊印的《二乐丛书》（—），介绍了少量净土、法华佛经残片。二乐庄被转卖后，“大谷收集品”四散，由香川默识整理的《西域考古图谱》（），上原芳太郎所编《新西域记》（），也刊布了少量文物图片；关东厅博物馆等新入藏单位分别对所收文物进行编目，如附于《新西域记》后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中央亚细亚发掘品目录》等。然而，由于彼时中国深陷战事，无暇他顾，国内学人难得了解。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年以后，可以视为第二阶段。遗留在日本的“大谷文书”，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其收藏单位日本龙谷大学，一时间成为研究重镇。年，日本学者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出版，轰动吐鲁番学界。截至年第四卷出版，共刊布近万件文书的黑白照片及其录文。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学术成果，一度引领了日本甚至是中国的研究潮流。国内学界紧紧跟随的同时，也在寻求突破，争取超越。
然而相比之下，“旅博文书”并未获得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