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春阶
一个字：“冷！”
两个字：“真冷！”
问了二十多个年轻人，竟然出奇地异口同声。
其实我早就感受到了。年12月29日上午，乘飞机自济南起飞经停大连，我换上了毛裤；抵达加格达奇火车站，我换上了棉鞋，戴上了棉帽。坐上绿皮车，于次日凌晨6点半终于到了中国最北端漠河，我呼出的气把眉毛都染白了，室外是零下37度。我把所有的衣服都加上，如一只笨熊一样张开嘴，等着核酸检测。
每到年关，我总有想走出去的冲动。偶然听到中国重汽有一支极寒地区试验团队在漠河，去看看他们怎么过新年，如何？一念向北，瞬间由温暖坠入彻骨的寒冷，踏着冰碴，我跟他们站在了一起。
车流北上。哪里是试验汽车，而是在考验人吧。
油箱盖冻住了
年最后一日的凌晨，我走出屋，满眼雪，阳光下刺眼的白，阳光是冰冷的光。44岁的程功元帽子上挂满了白霜，我上了他的越野车，车上空调开到最大，但还是伸不出手。程功元说：“夜里车放在暖库里，都冻透了。开空调都不管用，一上午车内也就五六度。”开到半路，去加油，油箱盖冻住了。程功元嘱咐我，洗了手，赶紧擦干，千万别摸铁把手，铁“咬”手。
泼一杯热水出去，眼前一团雾，瞬间落地的水就成了冰。
这是程功元第7次来漠河，每次来都是一个多月。“前几年的雪，比今年大，最深的时候80多厘米，零下40多度。手机耗电特别快，打两个电话，就停机了。”程功元说，“我是年12月21日到的，来打前站，其他队员从25号开始陆续抵达。”
试验最早的有凌晨4点就起来的。程功元所在的团队一般是早晨6点，中午回来简单吃点儿，接着试验，下午三点半天就上黑影，收工。“落了太阳，温度直线下降。队员撤回驻地，整理数据。”
“三高”试验，指的是高寒、高原、高热。程功元一年下来，都经历了个遍。从零上40多度的吐鲁番，到零下40多度的漠河，温差差不多90度。“去年7月12日出发去了热区阿克塞，一个月后接着去了高原区格尔木，9月12日回来。儿子都去上大学了，妻子埋怨我不去送他。”
提到高原，“三高”团队的领头人、产品试验检测中心整车试验所副所长滕帅说，最让人胆战心惊的莫过于高原反应了，高原氧气稀薄，气闷、头晕、头痛是常有的事。通往“世界屋脊”的青藏公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从五道梁到唐古拉山的风口，平均海拔米，极易发生高原反应，高原条件下气压低，水烧到六七十度就开了，转场穿越无人区时，吃上一桶方便面都成了奢望，只能带一些面包、香肠等充饥，参与高原试验的所有队员以坚韧的品质抵御身体的不适，每天驱车往返海拔米的昆仑山口进行试验，没有一名队员因为高原反应而离开试验队伍。
新一代黄河汽车在雪景下，格外显眼，用试验队员的话就是：“好帅”，它是黄河汽车的升级版，在队员陪伴下进行40、60、80公里恒定速度行驶功能测试，队员们的头包得严严实实，见了我们，挥一挥手，呵气成了一片云。
“在雪地里站时间长了，穿什么衣服都不管用。”陪同采访的资深“重汽”人李庆洋把我让进车里，提醒我戴上棉手套，“抵抗针刺刀削的冷，就靠意志！”
“打死我也不来了”
干硬的雪地上铺着棉大衣，他仰躺在上面，检查着一条条线路，一根根输油管，这是52岁的孙青常干的事儿。差不多忙活一刻钟到半个小时，站起来，上下排牙齿咯咯地打架，他使劲跺跺脚。
“你脊梁骨受得了吗？”我问。
孙青瘦瘦的，颧骨很高，面无表情，皱着眉头，发出剧烈的咳嗽声，厚棉衣跟着咳嗽一拱一拱地动。漠河烧暖气，浓浓的烧锅炉的烟味，很容易呛得人咳嗽。咳嗽声住了，看我一眼，那眼神好像说：“你是干啥的？”
滕帅说他耳朵不好使，没听清问话，让程功元给翻译。
孙青小时候打针落下了严重耳疾，都影响他上高中，但没影响他成为汽车的整车维修专家，一点一点，他自学成才。受了多少苦？孙青自己知道。
孙青是最早的重汽汽车试验人员。年春节前三天，他接到命令，“国三”汽车排放发动机要到漠河试验，他参加试验团队。
“时间真快啊，一眨眼16年过去了。当时快过年了，我不想来，领导说，试验紧急。唉！来吧。就一路往北赶。”孙青笑着说，“谁不想在家热热乎乎、热热闹闹过个年啊！”
他们计划是到漠河过春节，没想到路上下雪，车开到长春，央视春晚开始垫场了，他们拐下高速，敲开一家饭店的门，算是吃了年夜饭，正月初一一大早继续赶路，正月初二才赶到漠河，带着一身的雪花，恍若钻进零下40度的冰柜。
“那时路况不好，土路上全是雪，不知哪里是沟，哪里是路，两辆服务车翻到了沟里，好在没伤着人。”孙青说，“太冷了，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当时我三十多岁，我说，来这一趟，打死我也不来了。结果呢，第二年、第三年又派我来了，领导看我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安排我放心呀。在车间，我转着圈找啊，也没找着一个拒绝的理由。”搓着两手，把头埋在两膝之间，“维修通”笑眯眯地陷入了回忆中。
在团队，孙青是吸铁石一样的人物。程功元说：“孙青是组建的所有团队中，逢年必争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他干不了的活儿。”
我加孙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