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问吾先生成长经历二三事
曾观凤、曾林东撰文话说成功人士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此话确实不谬。《中国经营西域史》作者、广东梅州客家地区抗日将军、历任新疆吐鲁番县长的曾问吾先生，也是一个例子，所不同的是，问吾先生背后立着三个伟大女性。
第一个女性是太夫人何氏。曾问吾先生一九零零年出生（庚子年）于广东兴宁黄槐岭下村的客家围龙屋里。五岁的时候，父亲便离开人世，丢下孤儿寡母，何太夫人年仅三十几岁，日子过得异常艰辛，仅有的一些微薄田产，经常还受到房叔的窥视。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凌晨，何氏在睡梦中被某二个房叔捆绑起来，堵住嘴巴，连拖带拽地往平远石正方向走去，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把何氏迫嫁给早已联系好的外县某个男人。行至人烟稀少的两县交界处的大径里，在一个古老的观音亭旁边时，无助的何氏哀告表示愿意服从，条件是允许她到观音亭中替小儿祷告平安。何氏伏倒在观音座像前，号啕大哭起来，哭命短的丈夫、哭自己的命运，哭至泪水流干。转而默默祷告：菩萨保佑孤儿无灾无难，平安长大，重振家声……渐渐天空呈现鱼肚白，两贼房叔见时候不早，急催上路。谁知回到大路上时，刚好便碰上族中一个名望很高的叔公，叔公是早起赴石正赶圩的。他一看捆绑着的何氏，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大声呵斥那两个贼房仔，斥责他们不要干缺德事。两贼人见事情败露，只好悻悻地把何氏放了。此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迫使歹人从此息了歹意。经此事后何氏开始坚信：儿子有菩萨保佑，将来必定出人头地，心中暗暗立志，一定要把儿子养育成才。冥冥中总是那么多巧合的事，其中最典型的一事，是此后十几年，问吾在外乡求学时，何氏每隔十天半月的要送米、送菜给儿子，每次往返需翻山涉水，其中要经过一座用棕树干一段段地驳起来的桥，时正五月丰水期发大水，众人都劝路人勿要冒险过桥。何氏心里挂记着就要断粮的儿子，嘴里念着菩萨保佑，勇敢地上桥涉水而过，当她过完最后一驳时，呼啦一声全桥坍塌，众人惊呼，齐说此女人命大。何氏含辛茹苦，白天耕水田、种山坡旱地、打柴割蓼草，晚上纺线打鞋。对于此种往事，村子老人间还有一个看似笑谈的传说，说是何叔娘（儿子成名后，人们对她的尊称）上山打柴割蓼草时，偶遇内急，就用镰刀刮起泥土、把尿水积住，然后用山芋叶包裹起来带回自己耕种的田里做肥料。由此小事，足见何氏经营家业何等辛勤、节俭到何等程度。太夫人于一九三六年病逝，终年六十八岁。她的一生是一个典型客家妇女的一生，她那刻苦耐劳、勤俭持家，以耕养读，教子成才的风范，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正如她遗像两旁的对联所云：“守节抚孤忧勤卅载、写真绘像瞻仰千秋”。
太夫人自被人迫嫁未遂后，回到家中不到几个月便在本村刘姓中物色来一个女孩做童养媳，以示旁人立志守节持家的决心。此人便是立在问吾先生背后的第二个伟大女性，问吾先生的原配夫人刘氏招娣。刘氏五岁来到曾家，比先生小二岁，以兄妹相称，两小无猜，彼此非常要好。何氏更视为己出，疼爱有加。不到几年功夫，刘氏便能放牛割草帮婆婆分担家务。并渐渐长得身材高大，百二十斤的担子挑在肩上健步如飞，而且驶牛耕田、打禾等凡是男人干的活，她都能干。性情老实忠厚、贤慧娴淑，从来不跟妯娌吵架生非。当时黄槐山上开始有人开采煤矿，刘氏除早出晚归耕作外，每逢黄陂圩日，还到山上去挑百多斤煤炭到十几里路外的黄陂圩换回一些挑脚钱，以贴家用。问吾先生读南京大学时，是由祖饷供读的，每年到秋收后，刘氏挑着大箩筐跟着婆婆到百里外的祖饷地收租谷，以供丈夫读书。早年问吾先生在外乡求学时，刘氏经常到山溪中去捞山虾子，晒干炒熟，让婆婆送米菜时一并带上，给先生改善伙食。刘氏从未上过学，但先生与她相处时，经常会向她口传知识。比如：晚上纳凉时不要坐在屋檐下，（孔子曰：“君子勿涉险”）、对写有文字的纸张不要乱扔，要烧掉（对文字的敬畏），节气谚语，刘氏张口能来。先生常年在外求学或做事，不在家中，只有每年过年时，才会回来与母亲妻儿团聚，某天晚上先生指着天上的七姑星对刘氏说：“你看天上那一堆相靠着的七姑星，它们是不到过年时是不会对着自己的头顶的，你要想我的时候就在晚上看看七姑星快要对顶没，七姑星对顶了，我就回来了。”记得儿时，大娘晚上经常教我数天上的星星，并教我辨认七姑星,要我向七姑星叫喊：“七姑星，快来对顶喽！”儿时不谙事，喊着喊着心里还挺高兴的，待长大后，自己有了离别经历，才恍然大悟。现在想起来，还阵阵凄楚。刘氏夫人于一九八四年病逝，终年八十二岁。她来到曾家近八十年如一日，勤俭持家，吃苦耐劳，早年与婆婆亲如母女，中年后与二夫人侯姓姐妹相称，不争不离相处一家，共同相夫教子，把风雨飘摇的家业承传下来，一生展示着客家妇女的光辉形象。
站立在先生背后的第三个伟大女性，是先生的二夫人侯氏慧芸。侯氏生于南京市鼓楼区的一个盈实家庭，是家中排行第一的大小姐，一九三零年就读南京邮电学校，当年的新潮女生。当时问吾先生正准备撰写《中国经营西域史》，经常要到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二人在图书馆里认识，一见钟情，接着侯氏天天帮助先生查找资料，摘录、抄写，感情日渐深厚，又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囊中羞涩的先生，使该书在一九三五年得于付梓，侯氏功不可没。先生在《中国经营西域史》的例言也特别提及：“史料之搜集、文稿之誉抄，多得于内子侯慧芸之臂助。”更难言可贵的是，太姥爷只看重先生的才华，虽出身贫寒、且家中有原配的情况亦不顾，依然尊重女儿的选择，欣然答应他们的婚姻。一九三八年南京沦陷，随夫回到贫穷偏僻的黄槐山区。此后三十几年，与夫君聚少离多，解放前先生外出做事，一去六七年没回来，特别是在新疆做事时，由于交通不便，音信全无，正如古诗所云：“故园东望路漫漫，衫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托君言语报平安。”是历史上由内地只身到西域做事的人真实写照。解放后，先生又被收监改造，侯氏与大姐刘氏长期共处一家，相濡以沫，求生存，持家业、育后代，共同渡过艰辛岁月。直到一九七六年，先生才宽大释放回乡，在最后的岁月里，夫妻三人得于短暂团聚，也算是万幸。侯氏于一九七八年病逝，终年六十六岁。此后的某年清明节，其子思母写下一首诗《忆母亲》：“忆起萱堂泪满腔，寄思月下短松岗。半生辛苦为儿受，一口甘饴待我尝；宦海沉夫从妇德，沙盘教子效贤良；等来寸草成茅日，心想孝亲亲又亡。”
问吾先生出身贫寒，自小就养成节俭品质。客家地区有一种干菜食品叫“发豆腐头”，是逢年过节做豆腐时榨剩的黄豆渣，经发酵后加上盐，做成一饼一饼放在灶上烤熟，吃时用开水泡热或略加煮一下即可下饭，虽是方便却根本谈不上营养。先生为避同学视成寒酸，便把豆腐头装进松花鸭蛋壳里，别人则以为他天天吃鸭蛋，伙食挺不错的。一天，学校带学生外出郊游，要求学生自己带中午饭菜，吃午饭时，先生独自一个来到船尾，把豆腐头掏出放到饭里，鸭蛋壳放在船板上。谁知一阵风吹来，把鸭蛋壳吹得骨碌碌地往江中掉，先生连拍几次没拍住，只好望江兴叹“风吹鸭蛋壳，财去人安乐！”——鸭蛋壳没了（财去），暂时不用吃豆腐头了（人安乐）。一个人养成生活节俭的优良品质，身心自然清廉，加上太夫人何氏的口头家训：“非己所有，秋毫不收”。因此先生为官时，能经常拒绝重金贿赂的事，实在是不足为奇。一次，先生在重庆国防部二厅五处任职期间，有烟土走私之徒带一包金条向先生行贿，交换条件很简单：只要先生拿出十几张国防部军用物资封条即可，先生当即严正拒绝，并教育来人：时下正是国难当头，汝等不能去发国难财，同时警告他，如果下次再来，必定举报不怠。
一九三七年秋南京沦陷前夕，先生只得辞官带着侯氏、三个女儿以及侯大姥爷一家向故乡梅州市兴宁县逃难，躲过了南京大屠杀之劫。他们经过长江逆水上赣江，姥姥经不起颠沛流离，病死在赣州，然后继续南逃回到兴宁。为了安顿生计，先生很快就在兴宁一中找到教书职位，次年又被香港南华大学（抗战时迁至梅县）聘请为教授兼教务长。虽然收入可观，但是先生总是惦记着国难当前，自己没有最大发挥报国才华。因此他把教职收入除供家用外，剩下的钱全部换成西药奎宁丸，绍州肥皂等战时紧缺物资，一九四零年前后，先生把储存的物品变换成现金，一下子增值近十倍。他留足了路费，把多余的钱交给侯氏维持家庭生活。自己只身穿过敌占区，上韶关，入湖南，投奔抗日名将薛岳部下。起初任湖南省教育设计委员，后来薛岳得知他是《中国经营西域史》作者，即亲笔写举荐信让他到重庆。重庆方面很快任命他，让他担任国防部二厅五处边务研究室少将主任职务。
在职期间，研究如何稳定边疆，特别是新疆，参于弹劾盛世才全过程。他深知新疆气候很适宜种棉花，建议中央在新疆大面积种植棉花，以作抗战军棉，等等做了大量务实工作。但是先生又总觉得只有亲身到新疆任职，才更能够把新疆的事做好。于是先生又一次放弃了少将职务，毅然参加全国文官考试，并考取全国第七名，如愿派到新疆。时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立即委任他为吐鲁番代理县长，待政绩显著后，日后进一步重用。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替代了吴忠信。先生见时局不稳，便辞官南回，途经陕西省时，被昔时同学挽留，任陕西省政府视察室主任。延安撤退后，他随同中外记者到廷安视察。
谁知这一去，彻底改变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看法，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完全不是国民党蒙蔽宣传的那样，而是深得民心，反而他们一行就连吃水都得空投。他进了毛主席住的窑洞，看见显眼的位置放着一个摇篮，先生即知道了毛主席的意思：共产党如今长大了，不是婴儿不需要摇篮了，深知延安不是败退，而是战略撤退，国民党一定会被打败，只是时间问题。从延安回来后，马上辞去职务决意南归，心想从此脱下戎装，回乡重操教育，终此一生。可是，在那政权变更的年代，你不过问政治，政治要过问你。以致解放后被收监改造长达二十五年，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先生南京大学读的是政治专业。对宗教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对宗教与迷信的区别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吐鲁番任县长时，到任第一件事，就是拜会当地阿訇，要求加入伊斯兰教，把自己很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得到人民的信任，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把吐鲁番治理得面貌焕然一新。（具体政绩曾隐香先生在《客家名人录》已有描述）。先生的故乡是客家地区，客家居住的地方全都是穷乡僻壤，生产和生活条件都极度困难，人们产生出对神祗的敬畏是自然而然的。例如：小孩出生后，体弱多病，就会＂卖＂给观音菩萨带看，并改名＂观祥＂、＂观凤＂、＂观寿＂、＂观娣＂等等，希望他们能得到观音菩萨的庇佑、平安长大。先生认为这不是迷信，是宗教的力量，它会给无助的人们生存的信心，它会使民心向善、民情淳朴、社会和谐。先生也常会为神庙做一些事情。他给大径里观音亭撰写过一幅有名的对联，用石刻碑文挂在亭柱两旁。上联：大道迢迢通粤赣；下联：慈雲霭霭霈昌平。此幅对联有四大绝妙之处：一，用鹤顶格，上联启用＂大＂字，下联启用＂慈＂字，说明这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亭前的专用对联。二，大径里地处兴宁（古称齐昌）、平远两县交界地，亭边有一条由石板铺成的古驿道，南自兴宁城来，北向平远（粤）、江西（赣）迢迢而去，上联准确地道出观音亭的特殊地理位置。三，下联从字面上可以通俗看出观音菩萨用杨柳枝布施平安、昌盛的圣洁瓶水，其中还双关寓意着兴宁（古称齐昌）、平远两地的人民受惠。四、对联的趣味性：上联用四个走字旁（道迢迢通），对下联连用的四个雨字头（雲霭霭霈），堪称绝对，足见先生的国学功底。该联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毁，公元二零一一年，其后人再次捐资碑刻，把对联重新挂在亭柱两旁，将这传统文化默默地承传下去。
有一个传说；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时，人民政府以实事求是原则，派人到吐鲁番调查先生在当地为官时有无民愤、有无血债，以定杀或不杀。据外调人员回来汇报，当地维吾尔族人民以为是要重新派曾县长回来，非常高兴，表示非常欢迎。现根据新编《吐鲁番巿志》对先生的记载，此传说是可信的。兹摘录《新编吐鲁番巿志》有关先生在吐鲁番任职期间的政绩和民意下：＂――民国三十四年（）出任吐鲁番县长，任职期间，在国民党县长里是一位出色人物，年富力强，在工作之余学习回鹘文、西域历史，同时还和维吾尔族人广泛交往，为了和维吾尔族人沟通思想、建立感情，他皈依了伊斯兰教。还很重视教育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民国三十四年（）老城一校由钟鼓楼搬迁到老城西南角，曾问吾下令进行扩建，使学校面貌为之一新，并增设两个维吾尔语班。＂由此可见，先生不但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还是联系群众，关心民生的县官，＂是一位出色人物＂。
民国时期设立的兴宁县黄陂区，座落在兴城的东北角一条狭长的山沟里。兴平公路贯穿全区，经济文化教育仍欠发达。全区人口约叁万余人，工业方面只有北片山上的几条小煤窑，年产煤几万吨。大部份居民长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全区完全小学只有五间，中学仍是空白。青年人要上中学只有爬山越岭步行三十多公里外的龙田、罗岗，或邻县的梅县、平远等中学就读，很是不便。为了改变本区教育设施的落后状况，区里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开明人士，召集全区各姓乡贤，开会商讨设立本区中学事谊。与会乡贤一致赞同,认为新立中学很有必要，决议设立一个建校筹委会，负责建校日常工作。校名定为黄陂龙光中学（现黄陂中学前身）。校址在黄陂圩西面的鲤鱼山下。建校资金由各姓祖饷分摊。这时一贯在外从教从政的曾问吾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破坏国共谈判，挑动内战的阴谋，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建校筹委会即邀请他参加建校工作。并推荐他为未来的龙光中学校长。曾问吾愉快地接受乡贤们的信任，投入建校工作。这时居住在鲤鱼山下的彭、邱两姓群众不同意学校建在他们的屋后，横蛮阻止，围攻建校施工人员。筹委会工作人员几经解释劝告都无济于事，还乘晚上工地无人看管的时候用暴力推倒新建的校墙。在无法调解的情况下，筹委会向县政府申请派县政府保安队前来保卫。而彭、邱两姓亦组织姓内青年手持猎枪、矛头、木棍与保安队对抗，一场流血事件一触即发。在这危急关头，曾问吾征得筹委会同意，邀请石姓开明绅士石治初先生一起与对方面对面协商谈判，几经交锋，毫无进展，后曾问吾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彭、邱两姓不再阻挠建校的话，我建议筹委会，中学建成后，彭、邱两姓的子女考上龙光中学的，给予每年十个学生免费就读名额。学校的大小粪便无偿供附近两姓群众使用。这个方案筹委会批准，对方也同意，纠纷终于得到圆满解决。建校工程顺利进行。此时的曾问吾则全心投入筹办开学事谊。眼看下半年开学在即，为本区今年上半年毕业的小学生能够在新建学校就读，他四处外出寻找师资，购置教学设备，新建校舍还未竣工不能使用之前，得知石姓乡贤石甘堂先生有一座新建平房还未使用。征得甘堂先生的许可，借来作临时校舍。龙光中学终于在年的下半年新学期开始依时开学。学校开设中一中二两班，共有学生一百多人。身为校长的曾问吾亲自执教二个年级的史地课。
当时按国民政府教育部门的规定各级中等学校必须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支部。县政府也多次来函催办。身为学校的负责人曾问吾先生，高瞻远瞩，心中有数。眼看全国即将解放，如果学校建立三青团组织，学校里的优秀学生必定要参加进去，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学生的政治面目必定受到影响。为了维护这些学生的政治身份清白，曾问吾冒着免职坐牢的危险，坚决顶住上级压力，不在龙江中学设立三青团支部。事实证明先生的这个决策是何等英明。解放后这些优秀学生在各级人民政府里担当要职。如曾炳生同学，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财政厅长。何云华同学，历任香港，深圳新华通讯社记者，是邓小平南巡时的随身记者，记录了小平同志一系列英明决策。更有一大批像何云老师等活跃在教育战线为祖国培养接班人才的精英们。
年夏天兴宁县和平解放，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相继成立。领导群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在原国民党闽粤赣边区剿共总司令匪首谢海筹的带领下纠集残余武装力量进行反攻。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兴城失守。恢复了各地的伪政府，疯狂报复残杀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下黄陂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组成武装游击队，活动于黄陂宝龙一带山区。伪黄陂乡保安队得知当晚游击队驻扎在黄槐大窝里，于是在保安小队长李妙泉带领下进剿游击队。幸好游击队得到群众的报信连夜上山隐藏。保安队进村扑空后，逐家进行搜查，游击队上山时过于匆忙，一些学习小册子遗落在村民家中，于是凡是家里被搜岀有游击队痕迹的人家，将其家长扣押，全村一共被抓九人。其中有一位年纪己六十多岁的老者，其儿子是游击队员，全体村民很是着急，天亮后，老人的大儿子来到曾问吾家里请求他出面营救。曾问吾得知后一时感到很是为难。于是对来人说：我现在己休闲在家的去职人员了，国民党当局是不会相信我的，况且我去营救师出无名，于事无补，现在我建议你即刻去找游击队负责人，要他给我一张委托我去营救的字函，才有资格去伪公所向他们要人。次日游击队派人送来一张书写“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字条。随后曾问吾亲自赶赴黄陂，找到伪乡长，说明来意后，指出前天你们的保安队在我村大窝里扣押了九位群众，说他们留宿游击队有通共之嫌。你们的行为是不顾事实，诬陷群众，在当前的形势下纵使是你我两人也不敢拒绝游击队进住的，何况他们山里人胆小怕事，接待游击队也是情有可原的。而且目前全国的形势是解放军已渡过长江，解放全国指日可待，你要认清局势，螳臂挡车只有自取灭亡，你切勿再干为虎作伥的事了。在曾问吾的劝说下，伪乡长说兄台的话不无道理，只是要求放人一事现在我己做不了主。因为昨天我已将此事上报给县长谢海筹了，只有他才有权放人。曾问吾要他拨通县里的电话，他要直接向谢海筹交涉要人。电话接通后曾问吾自报姓名表明身份，接着向他说明头几天你们保安队在黄槐大窝里村以接待共党游击队为由扣押了九位群众。据我了解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说他们接济共党游击队是毫无根据的，他们是无辜的。谢海筹知道是问吾先生的来电，知道他在当地群众中的威望。和声细语地说，曾先生你所说的事件，我的下属己向我汇报了。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些人资助共党是违法的，应受惩罚，才能稳住当前局势。曾问吾接着反驳了他的做法，并以用自己家中九口人的生命作担保，被扣押的人是山里靠耕田为生，对于政治时事是毫不知情的，他们在无知无奈的情况下接收游击队住宿，是情有可谅的。曾问吾还忠告谢海筹说：你我都是过来人。据我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今日的中国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南京的老蒋己失去了民心，要他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曾问吾的劝告并带有警告的交涉中，谢海筹也自感理亏，于是同意将扣押群众中的八人可释放，但其中那位老者是匪属却不可放，应受惩治。曾问吾听后据理力争，说这位老人的儿子是在读学生，因暑假在家，与***游击队并无多大接触，充其量只是思想激进，协助游击队做些宣传工作。对他严处与你们当局並沒有好处，反而更加激起群众的反抗，更不能阻止历史前进的歩伐，我劝你还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做些得人心的事。与其不能，为何还要去为之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唇枪舌剑，终于说服了伪县长同意全部释放被扣押的群众，一场人命关天的恶性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公元一九八六年七月三日，兴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庭，重新审判曾问吾案，认定原判量刑过重，撤销原判，不追究刑事责任。（来自曾氏宗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