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章节里作者具体论述了尼采对鲁迅、茅盾以及郭沫若的影响。在谈到鲁迅时，乐先生将尼采对鲁迅思想上的影响分为了三个阶段：五四前、五四后和三十年代。通过分析鲁迅的部分作品和他所塑造的文学形象，文章最终得出结论：鲁迅身上的“尼采痕迹”是显而易见的，鲁迅笔下的一些人物都带有尼采式的强者的色彩。在借助尼采的文化批判思想对中国封建思想与伦理进行激烈批判的过程中，鲁迅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文化“斗士”，因此尼采对鲁迅思想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茅盾曾经系统地研究过尼采，他的著作《尼采的学说》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尼采的生平和思想，茅盾善于批判地吸收尼采的思想，在尼采那里他找到了破坏一切旧习俗旧传统、唤醒民众的利器，所以说尼采对于茅盾的影响也是积极有益的。郭沫若也非常赞赏尼采的思想，他更加强调发扬尼采所提倡的内心的创造精神，他最具影响力的诗集《女神》（1921）的基本主题就是尼采式的破坏意识与创造精神。针对四十年代国统区出现的尚“力”尚“战”的战国策派，作者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进行了批判，并指出陈铨所理解的“超人”为何与鲁迅所理解的“超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文章的最后乐先生指出：“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这样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人为地照搬或抑制都只能是表面的，不会产生什么真正深刻的影响”。这一结论点明了该文章的核心思想：一国文学或一种外来思潮的流传往往不是直线、等量的过程，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根据本土需要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鲁迅早期对尼采的推崇和30年代与尼采思想的决裂恰好是接受者主动变异的例证。由于中国现代社会与尼采思想诞生的环境与时代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现代作家接受尼采思想时必然会根据不同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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