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出土了一件文书，高约18厘米，长约15厘米，研究人员根据残存内容，书法特点，判断这是一份唐代写本《孝经》残卷。有趣的是，这件文书有前后两次明显的“点读”痕迹，第一次使用的墨色和原文一样，出现了好几处漏断或者错断。第二次改用朱色墨笔再次进行了断句，对第一次漏断的地方作了一些补充，但对错断的地方没有全部改正过来。学者认为，这种重复练习的现象反映出这件文书很可能是一个小学生“练习簿”。
吐鲁番出土文书日本宁乐美术馆藏
这是否是个例或者偶然现象呢，事实上，隋唐时期吐鲁番文物中《孝经》可不算是“稀客”。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儒家经典中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孝经》，而且在不少的随葬的“衣服疏”中也列有《孝经》。“衣服疏”是指随葬品清单，墓葬中放置“衣服疏”是一种起源于自中原地区的葬俗，在传统文化观念中，“衣服疏”被认为具有为逝者祈求冥福的重要作用。生前学习，死后归葬，郑重记录在“衣服疏”中，可见《孝经》在这一地区的广泛传播和流行程度。
吐鲁番出土文书日本宁乐美术馆藏
这种“流行”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然过程。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以后，中原文化开始源源不断传播到西域地区。汉唐间伴随屯田、战争的移民西迁，带来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唐朝在高昌国的基础上，设置西州，并设置伊州和北庭，使得来自中原的军民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形成了岑参诗中“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错居与交融的格局，进一步加速了中原地区语言文字及儒家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周书》中就记载：（高昌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以相教授。”
《孝经》篇幅短，容易为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的特点使它“脱颖而出”。唐玄宗就在开元十年（年）和天宝二年（年）两次亲自为《孝经》作注，并要求普通民众家庭必须收藏《孝经》，并熟练背诵。
下面这两件文书中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从制度角度来理解，《孝经》受到民众重视的原因。
以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龙朔三年（）西州昌县下宁戎乡符为当次男候子隆充及上峰事》为例：
1今见缺侍人某，宁戎乡侯子隆身充次男，
2请充侍者。又闻怀相本得以顺。
3今年新
4八十，自回乡充陪父者。又得宁戎乡里。
5定护款，其侯子隆见是中男，随番上烽，
6者。前侍已亲侍父，后请宜
7式，关思任判者。今以状下乡，宜准状，符。
8到奉行。到准式
9付身
10户主乡
11尉准淮史史
12史况感
13录事沙龙朔三年三月二日下。
这件文书大致说了这样一件事：“某老”的侍丁“怀相”要回乡服侍八十岁的父亲，“某老”没有子嗣和近亲，请求由白丁“侯子隆”来代替“怀相”，县司下符通知乡里。对照《唐令拾遗》引《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给三人。“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次取轻色丁”。我们看到两者是完全对应的。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孝经》
另外，根据一件名为《唐永龙元年（）军团牒为记注所属卫士征镇样人勋官笺符诸色事》记录，唐朝的将军裴行俭在西州征兵，34岁的“冯石师”、38岁的“翟阿达”和31岁“某”卫士有“孝假”，免去征派。《唐令拾遗》规定：父母病故，服丧期间，可以免去差役任务。同时，35岁的“憧仁”有照顾残疾老人的任务，也被免去了征派。类似的还有《唐某人身是侍丁准式免番文书》《唐开元二年闰二月蒲昌县牒为卫士范君住母准式丧服事》《唐开元二年三月一日蒲昌县牒为卫士麴义逷母郭氏身亡准式丧服事》。这一类出土文献，反映出“孝假”和“侍丁”等制度在西州地区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即使是在战事吃紧的状态下。
可以说，以《孝经》为代表的“孝”文化，为律令制度的畅行提供了民众和文化基础。中央王朝各项制度在西州地区的严格执行，则为“孝”文化的普及提供了有力支撑。
孝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思想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隋唐时期，孝观念影响天山南北，在新近出土的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也发现了唐写本《孝经》的“身影”。纵观历史，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虽有起伏，但绵延不断。（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马剑）
编辑：阿毛
审校：葛建
监审：司元勋马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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